如果说在2017年阿里巴巴集团（以下简称“阿里”）举办的云栖大会中，马云高调发布的达摩院计划，充分展现了阿里未来全面制霸人工智能时代的野心的话，那么最近6个月阿里ET（人工智能系统）城市大脑的攻城略地，则代表了阿里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实际落子。

在2016年的云栖大会上，ET城市大脑计划首次被提出，阿里与杭州签署了ET城市大脑框架合作协议；到2017年，阿里ET城市大脑急速扩张，分别落户澳门、重庆及雄安新区，甚至扩张到了海外，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签署了合作协议，将通过ET城市大脑解决交通治理难题。

2017年年底，腾讯与广东省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联合三大通信运营商成立“数字广东”公司，全面接管了广东政务信息化的主体工作，打造领先全国的“数字政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三大运营商资源，探索IoT（物联网）+云+AI（人工智能）的数字城市新模式。同时，国内AI企业商汤科技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上海将借力加强人工智能生态圈建设，从而推进智慧城市的创新应用。

上述三件事代表了ABCT（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政府治理领域的不同路径选择。

阿里ET城市大脑是自上而下模式，即以智能交通调度等人工智能城市应用为先，基于阿里云成熟的资源构建城市大脑，并逐步打通、接入甚至接管试点城市的各项政务数据；而腾讯是自下而上模式，即更为务实地率先解决城市数据孤岛问题，打通传统政务信息化过程中各部门各自为政建设的IT系统，以统一电子政务平台连接数据，向上催生AI+城市、AI+政府应用；商汤科技与上海市的合作可总结为生态赋能模式，即利用其对AI技术积累以及产业资源，与城市深度合作，借助城市扶持资金、产业政策等要素建立AI本地产业生态，并以单点形式赋能到各AI+城市应用之中。

从不是特别严谨的角度说，AI+政府是产业巨头在AI+产业方面第一次大规模、持续性投入的重要尝试，这留给人们很多的遐想，为什么选择与政府合作？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先明白为什么AI+产业如此重要，为什么AI技术要深入到产业中？

AI+产业的“上山下乡”

人工智能产业的未来，一定要深度结合产业场景，如依靠智能鉴黄（Porn Identification）等单点的标准化AI技术服务，去销售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或者License（版权许可证）注定无法走远。换句话说就是产业定位的进化，比如AI+安防，可定位于单点，如生产摄像头等硬件或者做人脸识别算法的提供商；也可以定位于线，将算法内嵌到摄像头中，并提供后端整体解决方案做全栈服务；还可以更进一步，深度参与到安防行业的运营中去，如结合自家技术解决方案和数据运营，承诺一年内提升百分之多少的抓逃、破案率等，通过AI赋能解决产业以往不能解决的痛点，以AI赋能推动产业智能化步伐，深度参与到各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中，并从中分享到增量红利，而非游离在产业边缘。

对于国内人工智能领域，喧嚣的2017年已经成为过去时。2018年将是重要的一年——获得了大量融资的国内高估值AI公司，需要找到并确立自身产品化路径，并在特定的产业领域深度绑定产品解决方案，实现技术与场景的深度结合，占据如金融、零售等AI技术应用领域中的“营收头部”，而非过往所谓的“估值头部”、“技术头部”。

人工智能技术在特定领域的深耕，将逐渐由技术问题转变为运营问题，AI+产业的深度运营，其实质是对于各类单点技术服务提供商的降维攻击（把竞争对手原有的维度赋值降为零），而降维攻击是产业巨头最为擅长的武器。

观察AI公司进化要遵循“点、线、面、体”的理论。对于目前多如牛毛的国内AI初创公司而言，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停留在“点”阶段，即提供单点技术服务阶段，少数企业能把行业场景数据、业务、技术串成一条线，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而真正的AI技术产品化，是在AI赋能下的产业深度运营，运营能力决定了产品化的高度。以ET城市大脑为例，其产品化程度取决于能为城市解决多少治理问题，如提高治堵效率，这些决定着ET城市大脑产品在其他城市的可落地性和快速复制性，而绝非取决于大数据平台、算法等单点技术要素。

对于BAT（百度、阿里、腾讯）等巨头而言，凭借AI赋能深入产业有着充分的理由——推动产业智能化步伐，深度参与到各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中，并从中分享到增量红利。

从商汤科技、旷视、依图等国内AI初创企业来看，他们同样需要深入到产业中。目前这批AI初创企业投入了极大的财力在人才建设上，搭建起优秀的科学家团队，核心业务基本是全栈服务模式，即从算法、技术解决方案到前端硬件、AI芯片，构成完备的AI服务核心能力。如果将互联网初创公司比作特种兵小队的话，那么AI初创企业就相当于具备完整火力配备的炮兵连队。炮兵连的考虑重点是火力的极致输出，业务领域上如果只是单点提供如智能鉴黄、人脸识别等基础技术服务，则纯属“杀鸡用牛刀”，无法消化其估值。因此，AI技术一定要结合产业，AI+产业将对单点技术服务商产生替代作用（降维攻击）。

那么，产业巨头为什么会选择AI+政府？这里面有什么玄机？

AI+政府为何如此重要？

产业巨头以及AI企业重视AI+政府领域，有着打造样板、享受蜜月期各种政策红利的考虑，更深层的原因是AI+政府有着巨大潜力。这个潜力需要放在中国经济新周期之下，才能够看到“势”和“道”。

目前中国经济新周期、新常态已经成为了热门词汇，经济学者对此已经有足够多的讨论和解读。其中，所谓的中国经济新周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就是要告别对土地、对财政的依赖，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即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以及政府执政成本，最终实现地方财政的去杠杆以及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缩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以及探索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方案变得非常必要和重要。

未来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将逐渐改变过去传统的、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治理模式，转变为通过服务开放手段来建立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让政府不再独揽所有社会管理，鼓励民营组织及民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将社会能解决的治理问题交给社会，达到“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社会治理领域面向社会开放，交由具有更好运营能力的社会主体去运营，使得社会自身消化其中的治理成本。而即使从全球角度来看，目前在城市治理和服务领域，确实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未来，简单的脑力劳动将会被人工智能全面替代，如何让传统甚至古老的教育体系得以进化？除了政府本身以外，还需要来自互联网、新技术领域的力量，结合新技术的未来教育已初具规模，比如国内的探月学院。

智慧城市的概念并不新鲜，随着ABCT技术的成熟，智慧城市或者说未来的人工智能城市逐渐有了落地的技术和土壤。目前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激励和动机，将部分社会及城市治理领域开放给社会，促进城市的整体数字化转型，从而提升全社会的治理效率及财政效率。

以交通治堵为例，一线城市历史上投入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在治堵上面，但效果有限，何不尝试交给智能系统？如果将道路设计、信号灯计算等交给更科学、更能算的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智能平台，治理效果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过去，政府往往会采购部分技术服务，以期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但往往效果不佳，还付出了较高的成本。未来政府将会逐渐脱离这种模式，在特定的社会治理领域将部分运营权交给科技界，并允许科技界基于此建立合理的商业模式从而覆盖运营成本。这种模式并非传统的PPP模式，不需要基于政府的治理权撬动金融机构，加重地方债务问题。

由此可见，在传统政务信息化中提供单点技术服务的公司，可能会在降维攻击中消亡，而城市及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红利则会被涌入淘金的产业巨头享受到。这是产业巨头重视AI+政府的原因，也是今后智慧城市发展的一种趋势。